在唐代与均田制配套的，是租庸调。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劳役；调其实就是户税。这三种赋税，其缴纳全部以实物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绢代替；调因地制宜缴纳布、麻之类。到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杨炎变法，以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

　　本次变法的初衷，是赤裸裸地奔着增加政府收入而去的。政府公然宣称此次变法的指导思想是量出制入，政府花多少，就向百姓征敛多少。虽然政府宣称改收居人之税和田亩之税，之前的租庸杂徭悉省，但实际上以前的租庸调变成了两税，租庸调之外的那些无法律根据的苛捐杂税，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钱、地头钱、夏税、秋税以及双倍庸、调，这些不在国家法律规定之内的苛捐杂税，也全部并入了两税。所谓免去了租庸杂徭，其实只不过是把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取消掉罢了，实际征敛量一点都没有减少。王夫之当年对两税法这一本质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把那些没有正当性的暴敛，全变成了正规的赋税名目。

　　最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调，老百姓用实物支付；而新的两税，老百姓必须得用货币支付。在农业国家，让老百姓用钱缴纳赋税，等于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两税法实施之前的三十多年里，唐代的物价一路高居不下；两税法推行之后，物价蹭蹭地下跌，跌得老百姓心惊胆战，家破人亡。举个例子：两税法实施前一两年，一匹绢可以卖3000-4000文钱，到公元796年，就只能卖1500多文了，到公元805年，已经跌到只卖800多文了；米价也一路下跌，公元785年前后，关中地区的糙米正常年景，只卖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卖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后，若遇丰收，米价甚至跌到2文钱一斗，而在公元770年前后，正常年景的米价是1000或800文每斗。物价如此暴跌，其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两税法，要求老百姓用钱缴纳赋税，导致市面上钱贵物贱。政府的两税法实施越得力，老百姓生产的农产品就越贱，所遭受的实际盘剥就越多。白居易、韩愈这些人都是两税法的激烈反对者，但没有用，国家喜欢两税法，它让国库铜钱满仓，唐朝亡了之后，宋元明清各朝仍对两税法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