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者以至普通人在社会政治环境中应该采取何种追求自由的立场，是一个歧见叠出的难题。首先涉及到政治制度问题，绝对律令者认为只有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而在非自由民主制度包括灰色地带则完全不存在己域自由；其次涉及到社会境遇问题，在政治恐怖境遇和开明专制境遇下，究竟应该采取何种适宜的自由方式？第三涉及到个人品格操守勇气的问题，不能奋起反抗专制而追求积极自由的话，便会被斥为犬儒主义者，连坚守个人消极自由也遭遇无情批判；第四涉及到真正的个人独立和消极自由在泛专制社会里是否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五便涉及到己域自由在艰难复杂的政治境遇中的可行性及弹性问题。等等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交集的纠结。既然问题如此复杂交错，那么在实践评判层面一定是缠夹难解的困境；假如态度非常坚决立场决绝而且用简单斩截的规定而不容许平常心普通人的慎独姿态存在的话，那难免是上纲上线的精神绑架了，在思维上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我是在常识和底线的基础上讲自由的，并不在宏大叙事和高尚态度上讲自由。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自由首先是权利、独立和宽容，而非高尚品格。后者讲自由有民粹主义之嫌，是整体主义和革命逻辑的自由。让所有人都奋身成为斗士，推翻专制社会，然后才允许大家去讲自由的权利，这种理论认为自由是一种很苛刻的资源，也对所有人都加以否定：你若不晋身为革命者的话，你就是专制的帮凶！这种激烈的革命理想主义是从法国移民来的，早见识惯了。可惜挥舞着自由大旗的斗士，最终都会变成另一个专制者。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往往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钱锺书语）自由主义者在激烈极端绝对追求的过程中，非常简单化地异化为他自己的对立面。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通过革命然后成功地实现了宪政民主自由体制的，对革命暴力的崇拜本身就是反自由主义的。主张推翻专制社会然后获得自己的自由，首先自己就异化成了专制者的同类项。我更同意钱锺书的悲观主义观点：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围城》）在未来中国是否会出现一个革命成功后的自由宪政制度，我表示不信任的态度。然则，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自由己域么？我们就放弃自己在任何社会坚守自我独立的纯粹品格么？No！